朱熹作《石鼓书院记》之前,周敦颐是衡阳城最明亮的少年

服装搭配历史2019-02-17 13:11加载中...飞鱼

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蒋肖斌

73岁的周安林(家谱显示为周敦颐27代孙),带着我满城“寻访”周敦颐。

在衡阳城转悠,就像在周敦颐家走亲戚:濂溪街(今司前街)以北,濂溪巷以东占地30余亩,是周敦颐的外公郑灿的故宅郑家大院;周敦颐的舅舅郑向嫌吵,就在城西凤凰山下的西湖建成南北长1000米、东西宽800米的园林,现在衡阳市外国语学校所在地,就是花园的一部分;现在拆建于濂溪文化园内的周子祠,原本位于衡劭(衡阳至邵阳)驿道旁,是周敦颐避暑赏荷读书的地方——史料记载,周敦颐家就是半个衡阳城。

而著名的石鼓书院,则是周敦颐的邻家,距离郑家大院不过600多米。

作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石鼓书院,和衡阳城中诸多与周敦颐有关的历史遗迹的共同点是,都毁于1944年6月,那场中国抗战史上敌我双方伤亡最多、正面交战时间最长的“衡阳保卫战”。

47天可以毁灭书院的建筑,但书院的千载历史和人文精华,并不会烟消云散。

书院都不爱建于闹市区,毕竟只有安静的地方才能让心思活络的少年郎修身养性,好好读书。所以,岳麓书院在岳麓山上,白鹿洞书院在五老峰下,嵩阳书院在嵩山南麓,同样,石鼓书院也在石鼓山。

石鼓山拔地而起,突兀江心;但说是山,海拔才69米,面积仅4000余平方米,与人们想象中巍巍然的名山相去甚远。古人说,这座山不仅形状像鼓,水拍击山时发出的声音也如同鼓声,所以将其命名为石鼓山。这座不起眼的小山,因为石鼓书院而名扬天下。

衡阳一直到唐代都不是什么好地方,一个佐证是,衡州刺史多为朝廷贬官。衡阳方志有关学校的记载,也仅有唐玄宗天宝年间(742~756)的衡山县令陆氏所办的庙学——庙学就是县学,因为没有学舍,只能借庙宇为讲学场所。这所学校得到了杜甫的赞赏,他在《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,呈陆宰》一诗中写道:衡山虽小邑,首唱恢大义。

诗人喜欢夸张,但衡阳真正的大义,即将到来。

石鼓书院的前身——唐元和年间(806~820)的“李宽中秀才书院”,为李宽所建。元和三年(808),李宽从家乡陇西来到衡州,在石鼓山结庐读书。他曾经得到当朝宰相的赏识和举荐,仕途相当坦荡,却无意入仕。这个选择很是正确,历史上少了一个平庸的官员,却多了一个名传后世的书院。

最初的石鼓书院只是李宽及其后裔自己念书的地方。他的后人几代宦游,加上唐末战乱,荒烟蔓草的年头,书院也一样沉默。

当李氏后人再次回来时,战乱已经让衡州城面目全非。诗人们吟咏过的古城、城墙、城门、城楼已经荡然无存。石鼓山自然也难以幸免,山上建筑损毁殆尽,李宽中秀才书院也成为一片废墟。于是,宋初太宗至道三年(997),李世真重建书院。

宋代是中国文人文化的高峰,也是书院最幸运的时代。有宋一代,石鼓书院发生了两件大事——朝廷赐额和朱子做记,前者是顶级官方认证,后者是学术权威站台。

宋太平兴国二年(977),宋太宗赵光义赐“石鼓书院”匾额,不到60年,宋仁宗景祐二年(1035),朝廷更实惠,不但再赐匾额,还颁赐了学田,这让书院在地位和经济上都到了保障。石鼓书院从此日渐兴盛,名扬天下。

到了南宋,淳熙十二年(1185),石鼓书院再次重修,两年后竣工,朱熹受邀作记。朱熹是学者,也是官员,这两个身份让他成为一个身体力行的书院建设爱好者。他在《石鼓书院记》中尖锐地指出,“抑今郡县之学宫,置博士弟子员,皆未尝考德行道义之素。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书、进取之业,使人见利而不见义”,直言“今日学校科举之教,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”。

朱熹被誉为理学宗师,而在他来到石鼓书院前100多年,周敦颐就已经去世了。这位理学的开山鼻祖,才是衡阳城里最明亮的少年。在周敦颐面前,朱熹都得恭恭敬敬地喊一声祖师爷。

周敦颐为“北宋五子”之一(其余四人为邵雍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),在这个听上去有些像偶像组合的团体中,周敦颐牢牢占据C位。清代学者黄宗羲在《宋儒学案》中写道:“孔子而后,汉儒止有传经之学,性道微言之绝久矣。元公崛起,二程嗣之……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,端数元公之破暗也。”

元公为周敦颐谥号,他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。他提出无极、太极、阴阳、五行、动静、主静、至诚、无欲、顺化等理学基本概念,为后世的理学家反复讨论和发挥,构成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内容。

而在衡阳的17年,是少年周敦颐打下学术基础的最重要时光。

周敦颐的父亲在他5岁时就去世了。宋仁宗天圣二年(1024),7岁的周敦颐和姐姐弟弟跟着母亲依附居于衡阳的外公郑灿。郑灿家是标准的学区房,出大门沿着城墙走800步,出瞻岳门,就到了石鼓书院。

对照一下时间表,周敦颐刚到衡阳时,距离宋太宗赐匾石鼓书院47年,距离下一次宋仁宗赐匾11年,这正是石鼓书院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。当时没留下学生花名册,但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和家族声望的加持,少年周敦颐在闻名天下的石鼓书院念书是完全有可能的,甚至是一种必然。

郑氏为衡阳望族,舅舅郑向官至朝廷龙图阁学士。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中,这样的开头大部分会发展成嫌贫爱富的警世剧,但郑向没有走上这条路,而是成就一段爱甥如子的千古佳话。

稍大一些的周敦颐,开始在舅舅家的私学地西湖读书。因为外甥喜爱莲花,郑向在湖中遍植白莲,为了能让外甥风雨无阻地看莲花,还建了一个爱莲亭——此亭亦毁于衡阳保卫战。古代衡阳八景,其一即为“西湖夜放白莲花”。晚至明朝,爱莲亭畔还有“讲易台”遗址。

15岁时,赏了几年莲花的周敦颐遵舅命,在爱莲亭写下了《爱莲亭说》,当地人认为这是他后来的名篇《爱莲说》的“草稿”。外甥文章好,郑向见了更加欢喜,为教育族中子弟,刻碑立于爱莲亭。

而“宠甥”的最高境界是,宋制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可以荫补,郑向官至三品,也有儿子,却让周敦颐荫补入仕,这也是宋代以舅父名义荫补的第一人。

今日的西湖面积大不如前,隐在一处公园内,成为衡阳市民的休闲场所,打牌的有,跳广场舞的更多,十分热闹。湖中有一座少年周敦颐的石像,这是唯一让外地人能把这里和周敦颐联系起来的东西,只是湖畔再无潇洒著文章的少年郎。

大部分人知道周敦颐是因为《爱莲说》,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,从文章挥就的那一天起,就成为后世文人的自我期许。学界一般认为,《爱莲说》写于宋嘉祐八年(1063),是47岁的周敦颐任虔州通判时,在于都(今江西赣州)一次与文人雅士的聚会中所作。不过,周敦颐的后人认为,《爱莲说》孕育于衡阳,而衡阳城的百姓也愿意相信,起码腹稿是在衡阳西湖打的嘛。

周敦颐从24岁开始官场沉浮,先任洪州分宁县(今江西修水县)主簿,28岁提任南安军(治今江西大余县)司理参军,31岁任郴县(今湖南郴州市苏仙区)县令。38岁时,周敦颐从桂阳(今湖南郴州市汝城县)县令调任大理寺丞,终于成了京官,49岁任永州通判,52岁从邵阳调任郴州知军。

在湖南兜兜转转,宦游人生,周敦颐每次都会经过衡阳,看望亲朋故旧。县府志有他“读书、讲学”的记载,但至于讲学于何时何地,因何事与何人,则语焉不详。

在担任郴县县令期间,周敦颐最突出的政绩就是办学。二程的父亲程珦,比周敦颐大十几岁,而且也官至大理寺丞,在南安与他结识。两人交谈后惺惺相惜,不仅结为知己,程珦还把两个儿子程颢、程颐都送至其门下受业,贡献了上文提到“北宋五子”中的两子,理学一脉由此生生不息。

在今天石鼓书院的大观楼,设有七贤木刻像,祭祀历史上对石鼓书院作出过卓越贡献的7位先贤,他们是:李宽、韩愈、李士真、周敦颐、朱熹、张栻、黄斡。

石鼓书院旧有七贤祠,前身是明永乐年间(1403~1424)衡州知府建的韩张祠,纪念韩愈(韩愈是史载登临合江亭第一人)和张栻;成化年间(1465~1487),又加进去了朱熹。宋代理学与书院教学融为一体,石鼓书院有了“东南三贤”的朱熹和张栻,却没有在衡阳生活多年的理学鼻祖周敦颐,文化人看不下去了。万历十五年(1587)左右,贤达呼吁,朝廷准奏,周敦颐入祀石鼓书院。渐渐地,加的人越来越多,到7人成团,遂名七贤祠,一直延续至清。

中国古代的著名书院大多命途多舛,硝烟一起,往往难以保全,但石鼓书院灰飞烟灭得更为彻底,毕竟它遭遇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战争。

在一本名为《石鼓书院》的书中,收录了历代碑刻文献选录,一眼望去,标题中出现最多的两个字是“重修”。最后一篇写于2007年,最后一次重修是2006年。但愿最后一次被毁是1944年——1944年侵华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,在6月23日至8月8日,以10余万兵力对衡阳城发动疯狂进攻,在石鼓山投下大量凝固汽油弹,石鼓书院被彻底摧毁。

此后,书院一直未能恢复。据说1998年,国家邮政要发行“古代书院”一套4枚邮票,曾来石鼓山考察,却只见园囿,不见书院,地上偶然露出半块残砖断瓦,早就分不清是谁家院墙,邮票取不到任何图像资料,于是不得不放弃。

现在我们看到的书院是2006年6月奠基,2007年9月正式竣工的,仿清代格局,恢复了山门、书舍、武侯祠、李忠节公祠、大观楼、合江亭等建筑。在石鼓书院之巅的合江亭远眺,眼前是烟波浩荡的蒸水与湘水。湘水自右,蒸水自左,俱至亭下,合为一江而东。

关于石鼓山,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有记载:“鼓鸣则有兵革之事。”这里大部分时候是读书的地方,但有时候,也是刀光剑影的地方。相传曾国藩在衡州创建湘军水师,就是在这片水域训练,景区的讲解员言之凿凿:“这里是中国海军的摇篮。”

俱往矣。清人范鹤年曾在石鼓书院留下一副楹联:“心远地自偏,问草庐是耶非耶,此处想见当日;江流石不转,睹秋水来者逝者,伊人宛在中央。”幸好,先贤远去,书院犹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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